快乐时时彩胆拖|快乐时时彩开奖查询

標題

標題

內容

廣東作家網 > 粵評粵好 > 觀點·爭鳴 > 陳劍暉/徐芳:散文的現代性,主要還是體現在散文文體的變化上

陳劍暉/徐芳:散文的現代性,主要還是體現在散文文體的變化上

更新時間:2019-02-13 來源:上觀新聞

散文的現代性離不開文體的變革

徐芳:不少史家論說:現代散文始于“五四”文學革命。但在實現從古代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以前,卻經歷了一段過渡。比如梁啟超的新文體散文畢竟是在行進中的中國傳統散文框架內進行的,只求淺白,尚沒有自覺的文學美感追求,其語言究其實也只是淺近文言,更何況大批白話寫作的優秀作品的出現才是白話文學成功的真正標志,而這個歷史任務,也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五四”作家的肩上。“五四”散文創作不僅文體品種豐富多彩,風格流派各領風騷,而且題材范圍之廣,作品數量之巨,名家之多,都是前所未有……您是散文的專門研究家,而所謂散文的現代性,可能即在散文文體的變化上,您看主要體現出了哪些特征?

陳劍暉:這個問題比較學術化,不過很有意思。因為在中國文學的近現代轉型中,散文的文體變革在內容與方式上都是很特別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比小說和詩歌更能體現出近現代文學轉型的價值和意義。

正如你所說,始于“五四”的現代散文在實現從古代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以前,的確有一個過渡。這個過渡的關鍵人物就是梁啟超。他于1899年前后就寫過《夏威夷游記》、《新大陸游記》等域外游記,但他對后代影響最大的,還是他創立的“新文體”散文。他用淺顯平易、煽動性極強的新體散文取代僵化刻板的桐城古文和駢文等傳統,并逐漸形成了獨具一格、文體特征很明顯的新的散文體——新文體,也稱為“報章體”、“新民體”、“時務體”。

梁啟超的“新文體”有著鮮明的特征:一是以歐西文思入文;二是平易暢達的文風;三是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新文體”對“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等的“論說體”散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如果我們將梁啟超的“新文體”放在中國散文發展的長河中,尤其是放在中國散文新與舊的交叉點上來考察,我們看到,梁啟超的“新文體”散文仍屬于舊文學的范疇。一方面,他將我國“雜文學”傳統的優勢和缺點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他啟迪了中國散文的新變,促成了現代散文格局的重構。而這,正是梁啟超“新文體”散文的巨大歷史貢獻。

“五四”散文創作不僅文體品種豐富多彩,風格流派各領風騷,而且題材范圍之廣,作品數量之巨,名家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曹聚仁先生在復旦大學的一次講演中,曾提出這樣的觀點:“由五四運動帶來文學革命的大潮流,······彌天滿地,都是新的旗幟,白話文代替古文站在散文的壁壘中了。就當時的情況來看,與其說是文學革命,還不如說散文運動較為妥切。”朱自清對“五四”散文也有過描述:“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練,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朱自清所列舉的方方面面的景觀,可看作對“五四”散文品種的多樣、風格流派的各領風騷,以及藝術方法豐富多彩的充分肯定。

若從文體的角度有,中國現代散文與小說、詩歌和戲劇相比,一開始就表現出了文體上的自覺與成熟。當時的新文學建設者,一方面為現代散文進行文體上的溯源;一方面又認為應“徹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于是,在這種雙向的選擇和創造中,建構起了現代散文的基本框架。

這種文體上的選擇,首先體現在“文類文體”的建設方面。我們知道,我國古代散文從文類角度講是一個十分廣泛的概念。它包括了韻文之外的一切散體文章,正所謂“非韻非駢即散文”是也。由于包羅的門類太多太雜,這樣文學性散文和非文學性散文的界限便十分模糊,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散文的認識,也影響了散文創作的發展。

而五四之后出現的現代散文則不同于古代散文,它一開始就意識到散文不但應屬于文學的范圍,而且應作為文學的一個獨立部門而存在。在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劉半農和傅斯年兩人。1917年,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率先提出文學散文的概念:“所謂散文,亦文學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1918年,傅斯年在《怎樣寫白話文》中,開始將散文與小說、詩歌和戲劇并列,特別是將散文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部門來看待。盡管劉半農和傅斯年兩人的文體意識還是體驗性和零碎的,他們對于“文學性散文”的內涵和特征并沒有清晰的認識,但他們對于“文學散文”的鐘愛,促使他們嘗試著從傳統文章即“雜文學”中將散文剝離出來,這可視為現代散文文體覺醒的先聲。

中國現代散文的開拓者,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了語體文體對于現代散文發展的重要性,并為建構一種既符合五四自由精神,又貼近散文本體的散文話語而不懈努力。具體而言,五四至三十年代前期的散文家和理論家對語體文體的選擇與創造,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其一,是“新而不亂,奇而不瀆”,在“文言合一”,中西結合中探索現代散文語體文體發展的可能性。

其二,是在“化傳統”過程中,追求語體的“漂亮”和“縝密”,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

第三,“言與意”、“形與心”的和諧組合,構成獨具東方情調的語體文體特征。現代散文在文體上的選擇與創造,除了體現在文類文體、語體文體等方面,在散文體式的選擇與完善上也有建樹,并形成了抒情獨語體。閑話聊天體。幽默諧趣體等多種文體體式。

文體是文學最為直觀的表現,也是作家心智的外化形式。因此,文學觀念的變遷往往表現為文體的變遷,文學革命離不開文體的變革。而所謂散文的現代性,除了郁達夫所說的“自我”“表現個性”外,主要還是體現在散文文體的變化上。遺憾的是過去的散文研究者并沒有看到這一點,忽視了文體和文體探索的重要性,同時對我國古代豐富的文體資源也挖掘總結得很不夠,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當代散文的發展。

文體的建構:自由與節制間的平衡

徐芳:英國評論家布爾頓在《詩歌解剖》里曾談到“詩歌形式的重要性”,他認為:“在一般的文學意義講,理性形式可以說就是內容。”您對文體的形式也極為重視,有專門文章深入談及;而對文體的研究,是否會改變人們對散文的某些看法,甚至“顛覆”了大家對散文的某些定義,并且因此而擴大散文創作的視野,豐富散文的內涵,增強散文的表達功能,提升散文的地位,從而改變以小說、詩歌為主體的當代文學格局?還有,就是您是如何看待散文的“自由”寫作?

陳劍暉:我對散文的藝術形式尤其是散文文體研究,一直很重視。2001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一篇題為《論20世紀90年代中國散文的文體革命》的長篇文章。2003年出了一本書,叫《散文文體論》。今年上半年,還有一本《現代散文文體觀念與文體演變》的專著出版。我有兩個國家課題,也是有關文體的。2017年開始,我還與王兆勝共同主編一套“文體與跨文體研究”叢書(共15本)。這套叢書被列入“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等,說明了專家學者也較重視文體問題。

我們過去對文體的概念理解得過于狹隘、過于機械。比如,國內的教科書將文體分為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四分法”,國外則沒有散文這個文類,僅有小說、詩歌、戲劇的“三分法”,這實際上只是從“文學體裁”的層面來理解文體,這是遠遠不夠的。至于“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之分,也未能真正進入散文的本體。相反,過于僵硬,過于簡單化和絕對化的理論有時反而成為創作的障礙。

因此,在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新對“文體”進行界說。我曾經在一篇論散文的文章中談到:文體不僅僅是文學體裁、語言、風格和結構。文體更是時代、作家、文學體裁、語言風格的綜合體。具體來說,文體可以細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文類文體,也即各種文學體裁的文體。此一層次的文體的功效,在于明確各種文學門類的外在形式和內在肌理的不同,如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的區別,等等,這是文體的最為外顯的層次,也是文學文體的具體化形態。

第二層次:作為語言現象的文體,也可稱為文學作品的語體文體。它包括作家對語符的選擇和編碼方式,還包括一個作家特有的表述方式、用詞的習慣以及語氣、調子和標點符號的使用等。語體文體是文體最基本的要素,它屬于個體的文體,具有浮雕性、可感性和不可重復性。因此,話語文體是識別一個作家風格的最可靠標志。

第三層次:主體文體。它是特定的作家藝術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也是一個作家作為創作主體的藝術思維的總和。別林斯基曾指出:“文體——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體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體里表現著整個的人。”這里,別林斯基是從個性、人格和精神,即從“整個的人”來分析文體的。由于主體文體不僅最鮮明地體現了作家的主體意識,而且包含了作家潛在的美學的、情感的、個性的審美心理結構,因此,主體文體可視為是一種“深層結構”的文體形式。

第四層次:時代文體或民族文體,這是在語體文體和主體文體的基礎上擴展起來的文體。當歷史的某一時期,作家們的主體文體意識得以覺醒,并不約而同地采用相近的語體文體進行創作;同時,這些創作又打上了鮮明的民族文化的烙印,這時,帶有民族特色的時代文體也就產生了。這就是所謂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體。如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體”就屬于“時代的文體”。

由于文體的源遠流長和構成的復雜性,我在上面對文體層次的劃分只能是相對的;而且,我不敢肯定這四個層次就窮盡了文體的外延和內涵。不過,有了上述的文體層次,我們就可以根據研究的重點,從不同的層次或從不同的角度來把握散文。

對文體的研究,既可改變了人們對散文的某些看法,甚至顛覆了大家對散文的某些定義,并且可以擴大散文的視野,豐富散文的內涵,增強散文的表達功能,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提升了散文的地位,而且有可能改變以小說、詩歌為主的當代文學格局。還應看到,通過對文體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散文的優勢和劣勢,從而對散文的發展方向作出正確的選擇。

由于散文不像小說、詩歌和戲劇那樣壁壘森嚴,它的文類特點是自由、散漫、靈活、兼容,任何文學的“客人”都可以到散文這個不設防的“客廳”里做客。但散文的自由、散漫、靈活、兼容,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完全拋棄散文的審美性、抒情性、典雅性和高貴性,更不意味著那些沒有才情,沒有文采,沒有智慧的劣作,都可以到散文的領地里來跑馬占地。在我看來,當下我們的問題恰恰出在這里。

也就是說,自由一方面為散文作者提供了廣闊的創作空間;另方面,由于片面地理解自由,從而導致了濫用自由的不良創作傾向,比如,認為散文是自由自在的文體,不管什么人都跑到散文里來一顯身手,甚至最沒有才情的人也到散文這里自娛自樂。再如,有的作者寫散文時漫不經心,信馬由疆,對讀者毫無責任心;還有的在選材上自由泛濫,熱衷于寫個人瑣事,滿足于抒發一己的悲歡······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兩個問題:一、當前的現實是不是給散文提供了太多的自由?二、應如何在自由與節制間找到一種平衡。

用“心燈”照亮現實生活

徐芳:當前散文在表現現實生活方面存在著什么問題?散文與當下的現實生活應保持什么樣的關系?

陳劍暉:當前散文的最大弊端,是現實性不足。現實性的不足,主要有如下一些癥候:一是文化大散文越來越遠離現實和心靈,存在知識崇拜,追求大題材和大感情以及與此相對應的長篇幅,忽略了個體的體驗和心靈的滲透,缺少具體可感的生活細節等弊端。

二是老舊平庸的寫作意向、審美趣味仍在侵蝕著我們散文的肌體。一種沉迷于歷史材料和知識的紙上寫作,一種“戀鄉憶昔”的童年情結,一種滿足于游山玩水、走馬觀花的膚淺創作傾向,正在侵蝕著當代散文創作的肌體,并使真正的優秀散文,淹沒在這片腐酸、老舊、膚淺平庸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是商業化寫作成為時尚。表面看來,當下的散文創作很繁榮,很熱鬧。但熱鬧的是“口號”“主張”,缺失的是現實精神、心靈與生存的痛感。

毫無疑問,中國當代散文所需要的現實性,不是被美化了的現實 ,不是丑陋化、粗鄙化的現實,也不是一地雞毛、一盤散沙的現實。當代散文所需要的,是直面大地,直面人生,直面日常生活,直面生存的現實;是既有痛苦與憤怒,又有悲憫與溫暖的現實;是具體生動的,又是真實的、野性的,能夠使人血脈賁張的現實。

我始終認為,真正具有“現實性”的散文,雖然貼近和直面現實,卻始終對現實擁有一種大愛,并滲透進心靈的呵護、理想和希望。也就是說,首先我們要擁有一盞清澈明亮的“心燈”。其次,散文作家在反映現實時,既要貼近現實又要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必要的張力,要身在其中,而又能出乎其外,即一方面要用感性經驗和細節來表現現實,臨摹現實,解析現實,思考現實;

一方面又要通過夢想,心靈的滲透、審美的燭照和詩性的文字,使之騰飛起來。第三,除了上面兩點,“現實性”的寫作還要求對現實要有所發現。米蘭·昆德拉說:“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說,若不發現一點在它當時還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 我們說,“發現”并不是小說的專利。散文同樣要“發現”,甚至可以說,有沒有發現,是衡量一篇(一部)具有“現實性”的散文是否優秀的一個重要標尺。

而這種發現,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關節點:一是發現被現實掩蓋或被人們忽視了的瑣事、瑣物和生活細節;二是發現現實生活的可能性,即描述出現實后面的可能性以及它的走向。 是的,散文作家惟有善于發現,善于寫出“文學要表達的現實”,散文才有可能真正解釋出被日常生活所掩蔽的生活中的真相,揭示出人的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狀態,并從而經由審美之途抵達一種大的境界和情懷。也惟其如此,散文才真正擁有了我們所需要的“現實性”。

散文與日常生活的契約

徐芳:散文與小說、詩歌在表達情感上有哪些主要區別?此外,所謂詩人散文、小說家散文等,與所謂散文家的散文,在表現生活上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嗎?

陳劍暉:散文和詩的感情內涵一般都是一維或單維的,最多也就是雙重的感情成分,而小說的感情一般呈多維的形態,它是一種多層次的復合型情感的文體。在情感的復雜性這一點上,那些長篇巨著如《紅樓夢》、《戰爭與和平》自不必說,即便如短小的《百合花》,其中便既有戰友情,軍民魚水情,也有青年男女之間朦朦朧朧的感情等等的交織與碰撞。這是從感情的內涵來看。

從感情的表達來說,小說的情感往往與搖曳多姿的敘事相輔相成,或隱瞞在跌宕起伏的情節,多種矛盾沖突的背后,或借助人物特有的性格特征表現出來。而詩歌和散文的感情表達又有自己的特點。詩歌是一種更傾向于形而上學和彼岸世界,因而是超越了現實的文體,它是懸浮于“日常生活”和“此在”世界之上的精神貴族和理想的朝霞,是人類所有情感中最純粹、最熾熱和最尖銳的部分,所以詩歌的感情不僅是高度集中概括、凝煉濃縮的,而且常常是噴涌而出,是爆發式的。

散文與日常生活,也許有一種詩所不能及的“契約”,它總是與日常生活保持著一種共時狀態。它通過一個個的帶著人間煙火的生活情境或形象片斷,將或明或暗或直或曲的感情寄寓其間;而與此相適應,散文的情感抒發則是自由隨意,是陳述式的。它既沒有小說的緊張,也沒有詩歌的跳躍。總之,散文的筆路一方面是發散式的;另一方面又是自然平穩的。

說到小說家散文與散文家的散文的區別,我覺得有幾點:一是小說家的見解可能更獨特,思想更深刻。這方面以史鐵生、韓少功、王小波、張煒等的散文最為突出。二是小說家的散文更注重敘事。因小說本來就是以敘事為主要特征的嘛;而散文從古到今,都不太注重敘事。三是小說家的散文更注重細節。就像賈平凹、史鐵生、韓少功等的散文,細節都很豐滿。

說到不同,還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點是專業散文家寫作有許多條條框框,如“形散神不散”啦,“借景抒情”啦、“卒章顯其志”啦,總之有一套規矩,而小說家寫散文,則是“散文河里沒規矩”,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這樣反倒寫出了好散文。評論家謝有順似乎有個說法,說新時期以來,好的散文都是小說家寫的。話說得有點絕對,但可能基本符合散文的實際情況。

第二點是小說家寫散文時,不太喜歡抒情。在專業散文家那里,常常是見花就落淚,見月就傷情,見到一只蜜蜂就說蜜蜂蜜蜂我愛你。但在小說家的散文里,這種“抒情風”基本見不到。他們喜歡更真實、更基本的呈現,喜歡用事實,用敘述征服讀者。

陳劍暉,現為華南師范大學二級教授、廣州大學資深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華南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全國魯迅文學獎散文獎終評評委。著有《新時期文學思潮》、《散文文體論》等13 部專著。


快乐时时彩胆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