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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詩歌:從最多的可能性開始

更新時間:2019-01-29 來源:文藝報 霍俊明

2018年,詩歌寫作美學及其生產和傳播形態以及多樣化的文化功能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多樣態的詩歌觀念和寫作實踐的互動又呈現出介入感和及物狀態的廣闊社會空間,以及差異性現實的精神想象力和修辭能力。

在詩歌越來越碎片化的情勢下詩壇所需要的正是總體性、方向感的具有穿透時空的精神膂力的寫作。任何一個時代都在嚴格地篩選著詩人,詩人也在自己的時代創造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

對于一年的詩歌來說,繁多的詩歌現象以及處于頻繁變動之中的詩歌現場使得任何言之鑿鑿的定論和總結都不可能是周全和完備的,但是一個顯豁的事實則是詩歌寫作美學及其生產和傳播形態以及多樣化的文化功能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可能性。詩人的寫作身份越來越呈現出非專業化的特征,詩歌介入社會以及大眾參與詩歌的程度不斷加強,詩歌不再單單是密室獨語和精英隱喻的產物。與此同時,多樣態的詩歌觀念和寫作實踐的互動又呈現出介入感和及物狀態的廣闊社會空間,以及差異性現實的精神想象力和修辭能力。舊體詩詞的創作也出現較為繁榮的局面,創作人數眾多,詩詞刊物和傳播渠道日益拓展,詩人越來越關注用傳統的詩詞形式表達豐富的現實經驗和廣闊的時代感受。

開放性的對話結構

談論2018年度的詩歌創作以及種種現象,給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詩歌的活動化、傳播的日常化、公眾化和電子化、詩集出版的多元渠道以及體量龐大的詩歌創作人口和詩歌產量。從民刊、傳統紙媒、正式出版物到網絡論壇、博客、微博以及微信,其變化和衍生足以超出人們的想象,而詩歌內部的分蘗以及功能在媒介革命中的變化也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網絡和新媒體平臺上首發的詩歌產量(包括舊體詩詞)一年內已接近一億首。涵括近千首詩作的《中國先鋒詩歌年鑒:2017卷》顯然是以文本最大化和美學多樣化的方式展示和認定優秀的文本。然而以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詩歌平臺由于缺乏必要的篩選、編輯機制,很容易變成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大雜燴。值得注意的是,曾經呈井噴狀態的“微信讀詩熱”在2018年出現了冷卻和退潮現象,“為你讀詩”兩年前其每期推送的閱讀量基本都在10萬以上,如今常常只有一兩萬。日趨冷靜和理性的閱讀氛圍正在形成,但是也必須注意的是詩人和詩歌的雙重失范成為普遍現象。

與此同時,詩歌越來越呈現出一種開放性、對話式的結構。頻繁的詩歌活動以及新媒介的參與使得詩歌重新回到了大眾視野,“詩歌升溫”、“詩歌回暖”成為持續討論的熱點話題。詩歌與日常生活、公共世界、社會文化空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詩歌文體的融合還是詩歌的跨界傳播,其跨學科、跨文體的對話能力是前所未有而又有目共睹的。

詩歌的開放性還必然體現在詩歌的跨語際、跨區域的交流和傳播。詩歌譯介在打開詩人眼界的同時也使得現代漢語詩歌保持了一定的活力、開放性、對話性和有效性。而“譯介的現代性”和“轉譯的現代性”直到今天都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詩學難題,新詩如何能夠達成個人性、本土性、漢語性和世界性的融合顯然還將是一個長期實踐的過程。《廣州文藝》2018年第11期推出李以亮、黃燦然和舒丹丹關于詩歌翻譯的三篇文章《翻譯的年輪——以詩歌翻譯為例》《朝向更好的漢語——我的翻譯經驗》《種子移植與審美再現——我的詩歌翻譯觀與翻譯策略的選擇》,他們以各自的譯介經驗談到詩歌翻譯的歷史、跨語際書寫的差異和互文、文化背景、異質感、語言特質、詩體建設、現代漢語經驗、現代漢語詩歌文化等諸多重要問題和現象。尤其是黃燦然談到的“有目標地翻譯”、“查詞典”、“利用互聯網”、“查資料要有耐性”、“回到上下文里思考”、“原作者引述錯誤”、“避免先入為主”、“廣泛閱讀原著”、“修改的準則”、“朝向更好的漢語”等10個方面的技術性和操作性問題對于翻譯者來說具有參照價值。

詩歌譯介及其研究在2018年表現出持續的熱力。這是以詩歌為基點而輻射到文化、意識形態和國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進來”的跨語際、跨文化、跨國別、跨民族的多元對話過程。這一過程不僅與中國詩歌的譯介及其影響和效果史有關,又與中國對所謂的世界文學體系的想象、參與、反應和評估有關。例如加拿大皇家學院院士、詩人蒂姆·柳本認為西川、翟永明和歐陽江河是中國的“曼杰施塔姆一代”。

2018年的詩歌譯介和研究大體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詩歌經典在外國的譯介,民間文學、口頭文學以及少數民族詩歌在國外的翻譯,新的翻譯模式比如“合作自譯”現象,百年視野下的詩歌對外翻譯,對譯介的媒介、途徑、渠道和形式的討論,海外漢學家譯介中國詩歌的情況,翻譯的現狀、生態、新變以及出版市場,自譯和“以譯代作”現象,翻譯的技巧、語言問題和文化問題,民族文學、文學傳統、抗譯性和交流性問題,譯介的多層次以及重心的轉移等等。例如楊沁的《詩歌回響在神奇的國度——印度現當代詩歌一瞥》一文從底層的現實精神、斑斕的地域風貌、親密的人神關系、深邃的哲學思考、詩人與語言的深刻聯結等5個方面分析了當下的印度詩歌狀況。

2018年度詩歌翻譯中“磨鐵詩歌譯叢”以及“藍色東歐”、“巴別塔詩典系列”、“俄爾甫斯詩譯叢”等值得關注,代表性譯本有《如果我忘了你,耶路撒冷:阿米亥詩集》《燦爛的星,愿我像你那樣堅定——英美十四行詩選》《菲利普·拉金詩全集》《杰克·吉爾伯特詩全集》《里爾克詩選》《希尼三十年文選1971—2001》《消失的島嶼》(希尼)《卡斯蒂利亞的田野:馬查多詩選》《某晚當我外出散步:奧登抒情詩選》《蘭斯頓·休斯詩選》《一握砂:石川啄木詩選》《一封誰見了都會懷念我的長信:石川啄木詩歌集》《葉芝詩集(增訂版)》《我們生活的故事:馬克·斯特蘭德詩選》《我曾這樣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詩選》《給所有昨日的詩》(辛波斯卡)《所有親我親愛的人》(安妮·塞克斯頓)《花與惡心:安德拉德詩選》《在寂靜如語的夢里:羅塞蒂詩選》《砌石與寒山詩》(加里·斯奈德)《斧柄集》(加里·斯奈德)《奧麥羅斯》(沃爾科特史詩)《兩座城市》(亞當·扎加耶夫斯基)《最美自然詩集》(7冊)《水中的音符》(濟慈)《米沃什詩集》(4冊)《阿赫安托娃詩文集》《觀察:瑪麗安·摩爾詩集》《我知道怎樣去愛你:阿赫瑪托娃詩歌精選集》《靈魂訪客:狄金森詩歌精選集》《大象:勞倫斯詩集》《悄無聲息的愛》(卡羅麗娜·伊莉卡)《寺山修司少女詩集》。而王家新最新翻譯的《沒有英雄的敘事詩:阿赫瑪托娃詩選》則在出版后受到了業界一定的質疑和爭論。

總體感、方向性與長詩創作

在詩歌活動化、媒介化成為常態的今天,詩人如何寫作、如何維持寫作的難度和精神深度是常說不衰的問題。

青年寫作群體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青年詩人已然成為文壇新的持續增長點。這既與其整體性的寫作面貌有關,又離不開各種平臺的大力推介。以“90后”和“00后”為主體的新生代詩歌和校園詩歌被諸多刊物和傳播平臺著力推出,《詩刊》《揚子江詩刊》《星星》《詩歌月刊》《江南詩》《漢詩》等眾多詩歌刊物以及《天涯》《大家》《山花》《長江文藝》《西部》《作品》等綜合性文學刊物紛紛推出專欄和評論專輯。《我聽見了時間——崛起的中國90后詩人》(上下卷)《中國首部90后詩選》《中國90后詩選》《貴州90后詩選》《中國大學生詩歌年選》等相關詩選以及詩刊社的青春詩會和“新時代與‘90后’詩歌”研討會、《星星》的大學生詩歌夏令營以及《中國詩歌》的“新發現”詩歌夏令營都對青年群體的寫作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對于正在生成、分蘗的“90后”詩歌我們能做到的也許更多的就是群體性展示和個案分析。當一代人以集體和集束型的方式展示的時候,其優勢在于整體性的龐大面影會越來越具體,但是隨之而來的是關于一代人對代表性詩人和標志性文本的期待與焦慮。我們早已經聽慣了一代又一代人在高分貝中的“崛起”,但是一代人最終留下來的只能是極少數的幸運者。質言之,無論是個體風格還是整體景觀,我們對“90后”詩歌并沒有獲得足夠完備的認識。對于前景和問題,對于優劣短長,對于及時性的贊揚或者否定,都需要我們耐下心來先讀讀他們的作品。

而一定程度上長詩可以作為一個時期詩歌創作的綜合性指標,尤其是在“個體詩歌”和碎片化寫作近乎失控的時代正需要重建詩歌的整體感和方向性。2018年是長詩創作的豐收之年,比如代表性的吉狄馬加《大河——獻給黃河》、于堅《沙灘》《大象十章》、歐陽江河《宿墨與量子男孩》、雷平陽《送流水》《吳哥窟游記》《圖書館路上的遺產》《湖畔詩章》、葉舟《敦煌紀》、胡弦《沉香》、海男《幻生書》、沈葦《德清散章》、梁曉明《臥龍崗》、王家新《安魂曲》、王單單《鎮雄詩篇》、蔣浩《喜劇》、沉河《黃梅詩意》、谷禾《白紙黑字》、龔學敏《三星堆》、江雪《小鎮詩人》、鄭小瓊《水灣》、黑陶《在閣樓獨聽萬物密語——布魯諾舒爾茨詩篇》、呂約《外公的診所》、金鈴子《立春書》、冰逸《廢墟的十二種哲學》、李郁蔥《潴野澤》、任白《情詩與備忘錄》、吳春山《靈魂筆記》、三子《堪輿師之詩》等等。

關于長詩寫作的問題,《揚子江詩刊》2018年第1期刊發霍俊明、沈浩波、顏煉軍和王士強關于當代長詩創作及文體的對談《“當代”長詩:現象、幻覺、可能性及危機》。《作家》第10期發表歐陽江河的《宿墨與量子男孩》(共計25節)。在科技炸裂以及人工智能化的AI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現實結構甚至包括未來都發生著巨變,很多科幻文學都試圖對此做出個人化的想象和精神回應。而在此過程中詩人卻是整體缺席的。《宿墨與量子男孩》處理的是近乎抽象的“科學”命題,而詩人對此完成精神對位并不斷深入探問的過程體現了一個當下詩人介入現實的能力以及對未來時間和可能的想象力和理解力。與此同時,這首枝蔓縱生的長詩即使對于專業讀者來說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戰。陳亞平從歷史序列、語言特質和內部構成等方面的闡釋給予該詩高度評價,“根據詩人思想和詩化彼此混合的模型,作品中大量使用片段性、空間化的板塊型句群、不流暢性、極端古漢語、自創氣韻、語音和節奏不對稱、追求事物瞬間印象、語境和詞境飄忽朦朧的技術形式,表現處處互不相連又相隔很近,但結構上沒有后現代主義的整體碎片性,也沒有新古典派的邏輯詩意。”(《新一代長詩:詩化和思藝的古今相接——歐陽江河后期詩歌的深層重構》)

新詩的得失與前景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的歷史證明詩歌越來越成熟和多元化了,也逐漸形成了屬于中國現代詩自身特有的傳統和文化屬性,其影響力、公信力也在逐漸增強。

學界和媒體對新時期詩歌的回顧、研討和總結成為持續的熱點,比如“新時代詩歌北京論壇”、《今天四十年》(北島、鄂復明編選)紀念文集發布會、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百年紀念大會”。四川大學成立的“劉福春中國新詩文獻館”則以資料的形式見證了百年新詩的歷史以及當下詩歌的整體成就。從詩歌史敘事的角度來看,謝冕耗費10年心血撰寫完成的《中國新詩史略》以及張桃洲的《中國當代詩歌簡史(1968—2003)》具有代表性。《詩刊》《揚子江》《星星》《詩選刊》《詩歌月刊》《詩潮》《詩林》等專業詩歌期刊展示新時期以來40年的詩歌成就,推出大量的相關詩作和評論文章。2018年也是穆旦誕辰100周年,中國人民大學等主持了相關活動,其中談論最多的是現代性、中國性、譯介、本土經驗和原創力等問題。這些問題并不只是針對穆旦和過去時的詩歌,而是對當下的詩歌寫作具有同樣重要的指涉性。

詩歌的接受和評價涉及到美學標準、現實標準、歷史標準和文學史標準,甚至還包括了所謂的“世界詩歌”的標準。1990年漢學家宇文所安發表了在后來影響甚深的《什么是世界詩歌?》,在他看來包括北島在內的當代詩人都在一種想象中的“讀者”(比如“世界讀者”“未來讀者”“瑞典讀者”)和“世界詩歌”的途中,使得詩歌的語言、意象、修辭、寫法以及想象方式都不斷向“可譯”的“世界詩歌”靠攏,從而使得詩歌的地方性、民族性受到很大遮蔽。這涉及當代漢語詩歌形象以及合法性問題(自然涉及新詩與古典詩學和外國詩歌傳統的關系問題),“現代性”“西方性”“中國性”“漢語性”此后被反復討論。余旸《文化帝國的語言》通過對張棗“漢語性”概念的分析進而試圖揭示這一概念背后的文化身份焦慮和思想背景,“中國當代詩歌最多是一種遲到的用中文寫作的西方后現代詩歌,它既無獨創性和尖端,又沒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語言原本,也就是說它缺乏豐盈的漢語性,或曰:它缺乏詩。”(張棗《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當代中國詩歌的元詩詩歌結構和寫者姿態》)當代漢語詩人也不斷試圖找回漢語的自信。

較之已經固化和經典化的古詩詞的評價體系(西川《唐詩的讀法》一書為重新解讀唐詩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對《全唐詩》、隨身卷子與進士文化、偈頌與非主流詩歌、儒家道統與杜甫和韓愈、唐代詩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寫作現場、古人對唐人寫作的描述進行了解讀),新詩的標準和評價則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綜合系統和不穩定的動態結構。正是這種復雜和不穩定性使得新詩的評價一直缺乏最大化的共識,而往往是歧義紛生、爭論不止。每年的詩歌排行榜和選本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在讀者中爭得共識,而是擴大了詩歌美學的差異性,這也可以視為新詩寫作的諸多可能性,當然這種差異性和可能性對讀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中國好詩”(第四季)、“中國桂冠詩叢”(第二輯)、“第34屆青春詩會詩叢”、“東大陸青年詩叢”、“漂移叢書”以及《天天詩歷》《陽光打在地上——北大當代詩選1978—2018》《有聲詩歌三百首》《中國當代詩選》《20世紀中國百名詩人作品集》《中國先鋒詩歌:“北回歸線”三十年》《一首詩的誕生》《新世紀詩典》《山湖集》《新世紀先鋒詩人三十三家》《2007—2017中國詩歌版圖》《中國鄉村詩選編》等都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呈現和總結當下整體的詩歌創作。陳仲義的《現代詩:接受響應論》則針對新詩的接受困境和難度進行了問題化的澄清,對新詩接受的特異性、開放性、有界性進行了深度論述。

目前新詩的體式和形式已是非常多元和復雜,這對于讀者來說也是一種挑戰,比如一般意義上的抒情詩、小詩、主題性組詩、長詩、長篇敘事詩、詩劇、劇詩(舞臺詩)、廣場朗誦詩、政治抒情詩、廣播詩、散文詩,比如雙行體、八行體、新絕句、截句(四行之內)、歌謠體、民歌體、自由體、格律體、新格律體、兒童詩等等。尤其是近年來新疆地區的木卡姆詩歌創作,西北地區受花兒民歌文化以及古波斯詩歌文化影響的創作。

而如何理解和評價以及總結新詩的得失、新詩與傳統、詩歌觀念以及閱讀的懂與不懂、詩歌的大眾化和精英化、詩歌的散文化和音樂性成為被重新討論的話題。整體社會文化系統與詩歌發展之間的極其密切的互動關系是顯豁的事實,比如后工業文化、城市文化、后現代文化、消費文化、地方文化、跨語際文化、譯介文化、全球文化、媒介文化、公共空間文化對詩歌整體生態乃至新變的種種影響。在復雜的文化系統中詩歌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回避。

無論是從個人精神生活還是從時代整體性的公共現實而言,詩人都不可能做一個完全的旁觀者和自言自語者。謝冕認為詩歌在大眾化的程度上仍然存在不足,“對當前詩歌總體評價我和大眾一樣,詩歌界不能提供大眾心中的詩歌,大眾失望,我有同感。詩歌界認為新潮就是好,一味讀不懂就是好,詩人們互相吹捧,像皇帝的新衣,大眾讀不懂,這就是潮流、時尚。我不聽這一套,大眾有大眾的道理。”(《新詩與時代同行》)小海在評價呂德安詩歌的音樂性時(《胸前扎著野花的詩人——從古典詩歌中的民間傳統到當代詩歌中呂德安的創作》)談到了古典詩歌中的民間傳統(包括民歌、謠曲)以及民歌對當代詩人的一些影響,也強調更多的寫作實踐證明現代詩的音樂性(音調)越來越內在化。于堅《在金華談艾青》強調詩歌的碎片化和小品化削弱了“群”的功能,“今天的中國詩歌為什么如此孤立,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群,越來越成為自戀者們的修辭游戲。碎片化就是物化,物就是彼此孤立不親、不仁的碎片。碎片化的結果就是詩的小品化,詩不招魂,不群,它只是小品,修辭小游戲,小聰明。艾青的詩,到今天,還是有一種被團結、召喚的號召力。”

結 語

關于這一年來的詩歌綜述差不多是浮光掠影式的,而詩歌的可能性、廣闊的前景以及歷史教訓都值得我們不斷重視和討論下去。“進行時”當中的新詩必然處于不斷地糾正和調校的過程,人們對新詩的批評、不滿,應該和理解、寬容比肩而行,而詩人也應該躬身自省、砥礪前行。詩人為自己的理想世界和精神凈土效忠,詩人和現實以及社會的關系也應該處于開放的互動結構之中。尤其是在詩歌越來越碎片化的情勢下詩壇所需要的正是總體性、方向感的具有穿透時空的精神膂力的寫作。任何一個時代都在嚴格地篩選著詩人,詩人也在自己的時代創造了精神生活和想象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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