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时时彩胆拖|快乐时时彩开奖查询

標題

標題

內容

廣東作家網 > 粵評粵好 > 批評進行時 > 喻彬:新世紀勞動者文學書寫視閾及前瞻

喻彬:新世紀勞動者文學書寫視閾及前瞻

——黃秀萍小說《江南雪》打工妹價值重構與蝶變

更新時間:2018-12-28 來源: 深圳市作家協會

微信圖片_20181228164201.jpg

黃秀萍,深圳第一代打工妹,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深圳市作家協會會員,現旅居深圳、蘇州兩地。一九六六年出生于廣東陽春,一九九零來到深圳,同年開始業余文學創作。代表作:中篇小說《江南雪》發表于2018年12期《中國作家》,中篇小說《云深不知處》、短篇小說《可怨的風雨夜》、《這里沒有港灣》發表于1992年《作品》,短篇小說《綠葉,在風中顫抖》發表于1991年《特區文學》,中篇小說《中國智造》已完成初稿修改,未投稿。《可怨的風雨夜》獲深圳市首屆青年文學獎。

刊于《中國作家·文學》2018年12期的中篇小說《江南雪》,是隱退文壇20多年的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黃秀萍的新作,這是近年來鮮見的一部講述底層打工妹命運嬗變的作品,小說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初“血汗工廠”時期打工妹生命價值的自我覺醒與掙扎,以及20多年后命運的蛻變與升華。

綜觀改革開放初期的打工文學,絕大多數都是以打工者對個體生存和命運而憂思的主題。這種帶有本能動因的寫作所呈現的打工世界,就像一個鐵皮鼓,外面總有一些為追逐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鼓槌”在拼命地敲,里面的打工者在封閉、喧囂、昏暗、彌漫著汗臭與荷爾蒙氣息的空間里互相擠壓、彼此沖突、尋找出路,對生存焦慮,對命運堪憂,為未來掙扎等內容,成為早期打工文學的主要敘述對象。

而《江南雪》則不然,它著力塑造了三個打工妹歷盡挫敗、迷失與尋找之后對生命價值的重構與蝶變。

小說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講述了“我”(何芳潔)、劉麗娜、小青三位打工妹,同在一家港資手袋廠打工。身為倉管員的“我”,因不屈于工廠沒日沒夜加班加點的壓榨,為完成父親定的一年上交五萬元的任務,以及心中那份說不清道不明的文學夢想……毅然決然辭工了。臨別時,同鄉同宿舍的女工劉麗娜對“我”說:“你走吧!到街頭電線桿上尋找你的新去處,趕在天黑前,找到包吃包住的工廠,給你容身的地方!”

現實告訴“我”:只要走出了這家手袋廠就成了流落街頭的“三無人員”,就要面對治安隊員的盤查,只要廠證、暫住證、身份證“三證”之中缺一證,就將被作為盲流人員遣送到樟木頭收容所或到粵北地區植樹造林服勞役,甚至遭遇無良歹人的侵害。“我”出廠時,廠證已經被廠方收回,隨時都有被收容的可能。危機已經向“我”步步逼近。

可是,就在食宿無著的情況下,“我”依然惦記著深圳電臺上午十點半要朗讀她的小說。這使劉麗娜憤慨,“這都什么時候了!你還惦記你那不管吃不管住的小說哪!我說何芳潔哪!你腦子進水了是不?”

“我”對劉麗娜說:“我想先到街上找收聽得到電臺節目的地方,我想聽王微的聲音,聽她讀我的小說。”以至于令這位金蘭姐妹感動得眼睛濕潤。劉麗娜知道,“我”會不顧一切地去尋找收聽電臺播出“我”的小說的地方。劉麗娜毅然跑出宿舍,沖進工廠寫字樓,將老板的女秘書手里的袖珍收音機搶過來回到宿舍,讓“我”收聽深圳電臺《打工者的天空》節目播出“我”的小說……

可見文學的夢想已經令“我”魂牽夢縈,在沒有聽到自己的小說被電臺播出之前,無視自身生存溫飽,不管明天寄身何處,“我”的未來只有文學和遠方。這就完全超越了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的需求”“尊重需求”,直接追問人生最高的需求境界——“自我實現需求”。這種現實生活與理想世界的齟齬、脫節和矛盾,不僅僅體現在“我”身上,在現實社會那些身處困境為夢想而戰的人們,大都如此。在希冀與現實、期望與絕望的泥沼中悄然沉淪甚至默默消逝者不計其數。正如丁玲所言:“文學是個危險的事業,也許終生落空。”

當“我”聽完電臺女主播王薇讀完自己的小說,就像一個虔誠的信徒聆聽完牧師布道一樣,心里無比溫暖、踏實和熨帖。就像給自己注入了強心劑一樣,拖著拉桿行李箱趕緊找工作,趕在太陽落山之前尋個安身之處。可是,“我”一直擔憂的問題依然出現了,“兩個著迷彩制服、手持電擊棒的男人朝我走來了!”“我”明白自己的廠證在離職時已經被手袋廠人事部收走了,得好好向聯防隊員求情。聯防隊員提出罰款200元,“我”只能無奈地說沒有錢,并掏出了僅有的家當一疊書稿,同時告訴他們,一小時前,深圳電臺還廣播過“我”的小說。兩名聯防隊員這才將信將疑地讓“我”走。

終于,“我”在深圳沙頭角鎮保稅區一家童裝制衣廠找到了包吃包住的剪線工的工作。好好干換個工資高一些的工種,讓“我”能夠完成父親定下的五萬元的目標任務,給家里建房,幫助大弟、二弟娶媳婦,三弟、四弟要上學,最好還有點時間寫小說……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廠長白姑娘拿著一條被剪壞了的童裝吊帶牛仔褲,說是“我”剪壞的,“我”說白姑娘一定是搞錯了,“我”不可能剪壞這條牛仔褲。可是白姑娘一口咬定:“你這個一身牛力的農民,怎么不可以?”

然而,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這一栽贓事件背后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陰謀——白姑娘責令我要么賠償這牛仔褲的損失5800元,要么就去做打鈕工。白姑娘對“我”說:“好好干,打鈕工的工資是剪線工的兩倍,你賺大了!”

后來小青告訴“我”,打鈕工是個高危工種,鈕扣射傷眼睛、機床扎斷手的事件時有發生,幾乎沒人愿意干。可是,“我”愿意干!因為工資高,“有錢,可以解決很多父親迫不及待要解決的事情”。當年就是因拿不出學費讓小妹上高中,使她早早地成為一個紡紗工,這令“我”一直深深歉疚。這種對家庭、對親人的無私奉獻,對自身卑微的生命價值的認知,契合特定環境中人物個性和心理邏輯。

果不其然,當“我”跳槽到另一家服裝廠做文員后,那個接任“我”打鈕工崗位的廣西仔,被失控的打鈕機吞噬了一節手指頭。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三來一補”企業,多數是生存環境惡劣的血汗工廠。對于沒有文憑和技術專長的普通打工者來說,都渴望走出為生存而掙扎的宿命。

當“我”的小說在電臺播出后,“我”應邀參加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文學研討會,面對那些吃著皇糧不為明天的面包而憂的評論家、編輯、作家們的侃侃而談,“我”只盼著會議盡快結束,趕上開往沙頭角的最后一趟公交專線車,回到服裝廠上班。因為“我”請假來開會,是以曠工處理的,“曠工一天扣半天工資,曠工兩天扣一個月工資,曠工三天算自動離職,扣除所有待發工資!”于是“我”急不可耐地站了起來,用顫抖的聲音說:“作為一名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打工妹,我最渴望,今天來參加這個研討會的,不僅僅有你們這些文學界的權威名流,更應該有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我希望他們通過我們的文字,聽到我們發自社會底層的呼聲!”

這種呼聲,雖然微弱,卻銳利而富有穿透力,直抵人心。就像打工詩人鄭小瓊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五金廠打工的5年時光里,每個月,我都會碰到機器軋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蓋的事故,當我從報紙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過4萬根的斷指時,心里就計算著,這些斷指如果擺成一條直線它們將會有多長?那時,我很難過,我那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們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可是最終,我告訴自己,必須寫下來。” 

改革開放初期的第一代打工者,是那個時代的殉道者,輾轉于鄉村與城市之間歷經勞頓與憂患。小說中“我”和劉麗娜是同鄉發小,感情深厚,作為手袋廠生產主管的劉麗娜對“我”照顧有加,她是個聰慧漂亮、內心堅強的女孩。她們是家鄉榕鎮僅有的兩個外出的打工的女孩。在劉麗娜的情敵阿八等長舌婦人的造謠中傷下,兩人背負著在深圳“做雞(妓)”的污名,父母、親人都因此蒙受恥辱。以至于,劉麗娜在跳槽途中不慎丟失了錢包,寫信向自己的姑姑也是唯一的有錢的親戚借30元生活費,姑姑都不借。劉麗娜哭著說:“你們知不知道我在外面舉目無親身無分文會餓死人?你們知不知道我為了不餓死差點去夜總會坐臺了!”

實際上,一個香港老板想找劉麗娜做二奶,劉麗娜斷然拒絕:“我一奶都沒做過,怎么做你二奶?”

劉麗娜膽大心細、眼力過人。1991年初,深圳各大銀行公開發售原始股抽簽表,就在年底人們對這毫無動靜的抽簽表失去信心的時候,她將自己打工多年的積蓄,以3000元一張的價格買下8張股票抽簽表。到了第二年年底,這8張抽簽表市值近百萬元。

就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手袋廠老板舉家移民到加拿大,將工廠委托劉麗娜管理,這就使她掌握了市場和客戶資源,自己開辦了一家世界一線品牌手袋代加工廠。

就在香港股市震蕩、深圳樓市崩盤之際,她再次抓住機遇,化危機成商機,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原始積累。

面對傳統制造業日漸式微,劉麗娜索性放棄對手袋廠的經營。丈夫讓她賦閑在家享清福,可是年近不惑的劉麗娜卻決定繼續創業,發展美容養生事業。只身來到上海一家大型美容院做學徒工、保健師、講師。三年后在蘇州創辦了“娜傳奇”瘦身美體旗艦店……

打工妹劉麗娜個體命運的改變見證著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1992年,“我”終于站在了深圳特區最高文學獎的領獎臺上,接著吃上了皇糧,并結婚成家、舉案齊眉相夫教子。工作之余自學深造,先后獲得深圳大學大專和本科文憑,還考取了高級秘書資格證,成為單位里“筆桿子”。

42歲那年,“我”幡然醒悟自己成“作家(坐家)”了,最初的夢想與追求被安逸閑適的生活所湮沒。“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不能再做庸碌無為的家庭婦女。于是,“我”毅然申請內退,和小青結伴來到了蘇州繼續追夢。

小說中小青這一人物也個性鮮明,當白姑娘把“我”名字叫成“石灰頭”時,小青舉起噴霧電燙斗,提高嗓門警告白姑娘:“你以后不許喊她石灰頭,她不可能永遠是你的打鈕工,她有可能是:作家!”其實,小青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家境貧寒從沒有上過學。她冒著可能被白姑娘炒掉的風險支持“我”,除了由衷地尊崇斯文外,還想跟著“我”學文化。常在工余時間,小青拿著硬皮抄、新華字典和“我”一起到海邊或公園,請“我”教她讀書認字、學習數學。

“我”跳槽到另一家服裝廠做文員,小青跟著我成了這家廠的大燙工。正如劉麗娜說的“文學改變的不僅僅是你,還有我和小青!”

后來,小青通過自己的努力成了深圳經濟特區第一代地產經紀人。在小青的指引下“我”和劉麗娜接手的“爛”盤最終成了意想不到的財富。

小青的命運的變化來自敢于面對不完美的自己,并努力求變,實現夢想。

《江南雪》這種書寫底層打工者生命價值嬗變的新世紀勞動者文學,與早期以失落、迷惘、焦灼、無奈、尋覓等為主要精神向度的打工文學有著本質的區別。

21世紀的今天,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我國勞動法的進一步完善,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文化素質和精神面貌等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許多第一代、第二代打工者都已經成為企業的主人,一如《江南雪》中的三位女性,他們都以主人公的姿態奮戰不息,成為新時代勞動者的楷模。

當今的勞動者文學,首先在文本上基本改變了人們對早期打工文學粗制濫造、淺層呻吟的偏見。開始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勞動者個體生命的流變,以新的審美向度觀照人性明暗與美丑。再就是勞動者文學寫作者主體意識的覺醒,使得過去在打工文學中頻繁出現的勞資對抗、主從博弈、同根相煎的矛盾關系不再成為主要敘述對象。更多的是對經歷打工歲月洗禮之后的人物心靈成長的理性思索,對新時代勞動者生命價值和精神維度的關注。

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文學,應該是一種具有質感和溫度的寫作。所以,新形勢視閾下的勞動者形象的審美與塑造,對勞動者個體生存和命運的關注,是時代賦予新世紀勞動者文學的任務與使命。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閻晶明在深圳寶安勞動者文學舉行的2018年“十大勞動者文學好書榜”揭榜儀式上說:“改革開放40周年,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在經濟騰飛的同時,文化也得到發展和繁榮,這其中十分耀眼的一張文化名片,就是以勞動者為寫作主體,以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為主要題材的打工文學,‘華麗轉身’為勞動者文學,成為中國基層文學發展的‘寶安范例’。”

作為中宣部試點單位的寶安勞動者文學,在各級作家協會、《人民文學》《中國作家》《文藝報》等報刊的關懷、指導和扶持下,近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寶安這個昔日的中國打工文學的淵藪之地,如今迎來了勞動者文學的春天。在寶安區政府的支持下,出版了10多種文學刊物,經常舉辦各種文學講座培育新人,為全國勞動者文學的發展與繁榮樹起了一面鮮亮的旗幟。

《江南雪》的作者黃秀萍就是深圳市寶安區作家,她說自己隱退文壇20多年后再次復出,主要緣于寶安區作家協會主席唐成茂的召喚。她的又一部新著《中國智造》即將面世。她表示,作為勞動者文學作家,她將會潛心創作出直指人心、激勵大眾的良心之作,來回饋這個美好的時代和人民。

作者簡介:

喻彬,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系特聘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廣東省戲劇家協會會員。

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花城》《小說界》《電影文學》等文學刊物發表小說、電影劇本、散文等400多萬字。出版《檢察長》《畫夢錄》《總統的女保鏢》《生死鐵證》《黃花殤》《歲月流痕》等多部。

中篇小說《黃花殤》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逃命》獲中國《小說選刊》首屆全國小說筆會征文二等獎,長篇傳記文學《禪宗六祖傳》(合著),2013年獲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獎提名獎。

著有電影劇本《危情電話》《決戰黑彩》《六祖惠能》《大營救》等十多部;戲劇劇本《包公擲硯》《縣令拒妾》等多部。其中《鐵血巾幗》《命懸一線》分別獲第二屆、第三屆“北京影協杯”電影劇本獎;《逃生》獲重慶影協第三屆“重慶杯” 電影劇本獎;《暗殺》獲安徽第二屆電影電視劇本大賽一等獎;《檢察長》公映后,被最高人民檢察院評為2015年度“十佳影響力”作品,紀錄片《生命的秘笈》《最后的驛站》分別獲2016、2017加拿大金楓葉國際電影節最佳短紀錄片獎。


快乐时时彩胆拖 七星彩生日号码中奖故事 凤凰彩票大小单双有没有规律 全天北京pk10计划稳定版 重庆时时彩计划稳赚版 龙虎斗押注口诀输5赢6 色胆包天打一生肖 ag电子国际网站 双色球保本策略 pt高是什么意思 名发娱乐注册